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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忠:加快推进由数量向价格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型
发布时间:2018-06-26浏览次数:243次

徐忠:加快推进由数量向价格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型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特聘教授徐忠发布2018年第3号《中国人民银行工作论文》——《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中国货币调控方式转型》。他在论文中指出,中国利率市场化正进入以市场化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为核心的深化改革新阶段。如何发展一个微观基础坚实、市场规则统一、功能健全有效的金融市场,真正让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利用价格杠杆的市场化方式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才是我国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传统数量为主调控方式有效性下降

徐忠认为,随着中国存贷款利率浮动限制的取消,利率“放得开”目标基本实现。不过,由于金融机构定价机制和货币政策传导等条件尚不成熟,我国在放开存贷款利率管制的同时仍保留了存贷款基准利率,今后还要在“形得成、调得了”等方面进行大量技术性准备。我国利率市场化正进入以市场化利率形成和调控机制为核心的深化改革新阶段。 

目前,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与经济发展阶段演进相适应,金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也应由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金融调控也要减少对数量目标和手段的依赖。特别是,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加快推进和基本完成,金融创新和金融脱媒迅猛发展,金融市场结构和金融产品日趋复杂,传统数量为主货币调控有效性日益下降,已不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为此,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多次指出,当前影响货币供给因素更加复杂,不应过度关注M2的变化,而是要更多关注利率价格指标,逐步推动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 。2018年,我国不再公布M2和社会融资规模数量目标,这既是货币政策调控框架转型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更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要求。

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逐步稳定和经济强劲复苏,顺利回归利率调控逐步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成为当前各国央行的努力方向。


尚不具备立刻转向货币价格调控条件

徐忠在论文中指出,与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一直都是在相对成熟和稳定的经济体系即我们所谓高质量经济金融环境下不同,中国的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调控脱胎于计划经济,属于全新的政策实践而且更为复杂。中国现代意义的货币政策仅有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数量为主的间接货币政策调控符合转轨初期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在促进产出物价稳定增长和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获得了宝贵的政策经验。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金融市场功能日益健全,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更加通畅,中央银行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走廊机制等利率操作模式基本完备,我国已具备了向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必要条件。不过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在利率管制基本放开后,我国尚不具备立刻转向货币价格调控的条件。

他认为,利率“形得成、调得了”的关键,根本上还是在于深化发展金融市场体系。只有一个具有足够广度深度的金融市场,才能够形成合理的利率水平,畅通利率传导机制。应当看到,虽然加强治理整顿和机构改革非常必要且任务艰巨,但对我国来说,如何发展一个微观基础坚实、市场规则统一、功能健全有效的金融市场,真正让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利用价格杠杆的市场化方式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才是我国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如何深化市场发展并以市场化方式调控市场运行,这一命题始终贯穿于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各个历史时期,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正视和应对的挑战。否则,我们就永远无法跳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市场政府非此仅彼的怪圈。


货币调控方式改革须渐进

正如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货币调控方式转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向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实践过程中,中国货币政策始终面临着政府过度关注经济增长和预算软约束部门、金融市场风险、金融功能深化和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等因素制约,金融市场微观基础、制度保障和产品市场发展等方面仍存在问题,货币政策仍需要依赖数量调控方式。

徐忠建议,今后应当在有效发挥数量调控优化结构的同时,做好货币“量”“价”调控的协调配合。努力做好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技术性准备工作,为及时有效应对流动性冲击和利率扰动,中央银行的利率决策空间和政策操作自主性也亟待提高,并在制度上予以保证。根据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和结构优化调整的现实要求,有机结合短期宏观调控和长期机制改革,逐步实现金融市场利率和存贷款利率并轨,大力培育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推动发展更多的浮动利率产品,明确短端(隔夜)政策目标利率,完善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走廊机制,优化货币政策工具体系,科学开展利率决策,有效进行利率操作,顺利实现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更好地促进新常态下经济金融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