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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央行忧气候变化威胁金融稳定 张博辉称或加剧全球贫富分化
发布时间:2020-05-14浏览次数:256次

联合国《2019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显示,1998年至2017年,气候相关灾害造成的直接损失高达22,450亿美元,全球70%的央行和监管机构已将气候变化视作对金融稳定的“重大威胁”。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执行副院长张博辉教授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表示,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环境“绿天鹅”事件可能会威胁世界及金融市场稳定,或加剧全球贫富分化,应加强国际间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

气候变化威胁金融稳定

张博辉教授指出,极端天气事件所造成的设施破坏、大幅减产、价格暴涨影响居民及企业的财政状况及经济的运行发展,进而可能引发金融领域的动荡及风险。

极端天气导致一些地区的居民居无定所,造成难民的出现。比如2019年上半年,极端天气袭击了非洲东南部、南亚、加勒比海等地区,直接导致六七百万人失去居住地,预计2019年全年居无定所的人数高达2200万。极端天气也会影响粮食安全,比如前段时间沙漠蝗虫从非洲一直飞到我国西部,有可能威胁上千万人的粮食安全。极端温度状况也会直接影响生活和生产。比如前几年美国中西部出现的极寒现象导致全美大概2000多次航班被取消,1万多次航班延迟,整个铁轨无法运营,对物流公司产生很大影响。而且由于气温的下降,家庭必须消耗更多的电力来供暖,这样会导致电力基础设施不堪重负,同时导致美国天然气和农作物的价格进一步上升。而气温的上升会直接影响旅客的出行,比如当地温度过高,相较于去迪士尼等户外主题公园,旅客可能会选择其他出行方案,这会降低主题公园的销售能力。气候变化引起的水资源短缺,不仅对可口可乐等饮料行业的生产链和盈利能力构成风险,也会导致英特尔等高尖端行业零部件制造运营成本大幅增加。

异常气候给社会生活和经济增长造成巨大损失,威胁金融系统的稳定。如果发生洪水、飓风等严重自然灾害,当地居民无法偿还银行贷款,可能会造成银行破产,而保险公司也会承担相应的理赔责任。

“绿天鹅”风险频发 恐加剧全球贫富差异

张博辉教授表示,拥有不同财富的人群间消化气候风险的能力存在明显差异。一方面,在同一国家,不同地区或不同阶级的人群间存在差异。比如美国整体经济水平较高,但不同区域富裕程度不同。如果现有全球变暖趋势持续下去,美国最贫困的县所受极端天气造成的经济损失可能多达其收入的20%。而本身较富裕、不易受高温影响的北部和西部一些地区的经济可能因此出现一定增长。海平面的上升和飓风的频袭将对大西洋沿岸地区造成巨大破坏,而持续的高温将导致农作物减产,影响南部和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然而,北部或西北部地区反而会由于气候变暖,出现农产品增产、家庭能源需求降低,经济会受到一定推动作用。由此看来,气候的变化可能会加剧美国经济的不平等。此外,在西方国家,不同阶层的人拥有的政治权利不同。去年10-12月份,澳大利亚本地人饱受火灾的影响,当火灾来临时,澳大利亚人才意识到政府为迎合钢铁业大亨的发展诉求,对碳减排折中处理产生的危害。另一方面,在不同国家间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相对来讲收入比发达国家要低,主要依赖于农牧业、矿业的出口。这些农牧业和矿业的生产,恰恰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为直接。气温进一步升高的时候,当地的经济增长会减缓,创新也会下降,人的健康也将受到影响。而处在相对寒冷地区的发达国家,反而有可能会受到升温福利的直接影响,收入有可能也会提升,这是整体气候的变化造成的。

气候的变化也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口的流动性。旱涝、飓风等极端天气的爆发,使得处于财富分配最低端的一群人不得不在饥饿和移民中作出选择。而雾霾等区域性污染问题可能会使高收入或高技术层次人才流失,向环境更加舒适优异或者自然风险较低的城市迁移,造成污染所在地创新能力下降,长期将导致经济水平下降。张博辉教授指出,“气候移民”现象也反映了穷人和富人在应对极端天气时,所承受的风险和应对措施不同。比如 2012年纽约遭受飓风时,很多低收入家庭很多天都饱受停电之苦,也缺少卫生和医疗的服务。而高盛大厦不仅配备私人的小型发电机,还能通过保险索赔降低风险。此外,富人相较于穷人,面对气候变化愿意承担更大的风险,意味着可能会获得更高的收益。比如之前美国发生严重的气候灾害时,很多地方的药品市场每天也会造就很多的“百万富翁”,而且当疫情或灾害来临时,一些企业主可能会选择裁员或破产去规避风险对财产造成的直接影响。而低收入家庭则可能会直接承受收入的中断,且会选择增加工作量以应对风险,但这种方式恰恰不一定能帮助其规避风险。

对于这种由“绿天鹅”事件造成的贫富分化现象,张博辉教授认为需要从多个角度着手解决。从宏观政策来看,可以建立一个更加包容、更加灵活,而且反应更加积极的多边体系。在现在的社会经济上,整个的国际规则和机构对于保有良好的市场运作方式、解决分歧和保证稳定是至关重要的。加强多边主义也可以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多边贸易体系本身也可以更好地与当时联合国提出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行对接。在对接过程中,国际贸易可以建立一个更加包容、更加透明、更有利于发展的框架。可以推动国际税务合作,使得所有国家都能从国际贸易中得到公平的税收份额,这对贫困国家尤为重要。为了制止全球变暖的趋势,就必须加强绿色技术的国际合作,包括如何向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转让相关技术。

为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实施的碳定价政策,短期内将提升成本,对生产率、储蓄、投资、资本流动以及汇率都会产生巨大影响,但从长期来看,碳定价反而有助于加强经济增长,使得人们和企业变得更加有动机进行创新,使用效率更高或低碳排放的产品和技术。

解决国家或地区间的贫富差距,关键是要解决教育的不平等。应提供教育就业政策,增加受教育的机会,提高教育质量。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最低工资,扩大社会保障、改善就业政策,帮助低收入者提高生活水平。通过交通、农业、能源等公共方面的投资,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城乡收入的差异,为了以后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支撑。

气候变化为技术导向行业创造机遇

从《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一系列“自上而下”的政策推进并非顺利,一些观点认为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存在矛盾,因此目前还是选择优先发展经济。而张博辉教授的研究表明,二者是不矛盾的。现在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温度的上升,而当地的温度上升一度时,对本地企业的创新活动或生产效率的影响是巨大的。如果经济增长本身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气温每年上升一度的影响积累起来会使经济增长受限很大。再比如雾霾等污染状况会导致人才的流失,也会使得长期经济增长大幅度下降。此外,碳排放政策虽然会对上市公司造成直接影响,导致融资成本增加,但实际上整个环境是动态的,意味着企业可以更积极地采用一些更先进的技术来去规避,反而会推动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对公司整体的业绩形成一个更正面、长期的影响。“气候的改变和经济的增长是相辅相成的,而不完全矛盾。”

推动绿色经济和环保发展,可能会激发出新的经济增长点,气候变化对一些产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比如当极端天气和自然灾害出现时,由于智能手机能提供急救指导、GPS导航、手电筒、报警器等常用功能,人们对智能手机的依赖度会增加。同时,气候变化也会推动环保或规避环境变化负面影响的相关软件研发。此外,气候变化增加了整个社会和经济条件的波动,提升了人们对网络搜索的需求,对线上广告的需求也相应增加,这对百度、谷歌等搜索公司恰恰是好消息。不仅如此,在气候变化的过程中,人们也会使用更多的技术,也为一些新的产业或者新的行业发展提供了机遇。比如可以通过卫星遥感观测到不同城市二氧化碳排放量等数据,进而了解当地的污染情况。“人们在风险发生的过程中本身会做出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是以技术为导向的,可能促成一个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新的行业的产生。”

更密切的国际合作以应对全球性威胁

张博辉教授认为,经过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流行后,今后世界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将更加倾向于建立国际合作。疫情和气候变化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但不一定表示两者间具备直接的因果关系。疫情过后,许多国家会意识到疫情等重大灾害不能仅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来解决,而需要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这可以带来决策手段的变革,基础设施的连接互通,以及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共享等,总体上有利于国际合作的进一步开展。

据张博辉教授研判,叠加疫情的影响,发生大规模粮食安全危机的可能性比较低。国内目前极端天气导致的自然灾害仍旧处于可控范围内,且现阶段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控制。中国在防灾减灾领域已经积累了深厚的经验,在应对灾害时还有独特的政策优势,因此灾害不会对中国粮食自给产生较大影响。而对于东非等直接受灾的国家,由于灾害发生较早,联合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去缓解当地农户面临的问题。同时,现阶段没有很明显的数据表明这些国家受疫情影响很大,因此自然灾害和疫情叠加的概率并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