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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联涛、肖耿:思维范式盲点导致政策失败
发布时间:2021-09-10浏览次数:176次

香港 - 我们生活在一个系统性僵局、政策混乱和突如其来之失败的时代。阿富汗安全部队是美国军方花费830亿美元以20年之久建造和训练起来的,怎么可能在短短11天内就屈服于本土开着小卡车的武装分子?美国最优秀、最聪明的情报专家和军事领袖怎么可能没有预见到迅速撤出美方的空中支援和侦察将给阿富汗带来灾难?并据此制定相应的撤退计划呢?这难道不是一个系统性失败的例子吗?

在几乎任何一场危机中,你都会找到多种根源和驱动因素。阿富汗局势如此,新冠疫情也是如此,都是一场没有灵丹妙药的多维危机。即便是出于最好意愿而精心制定的政策,也可能由于执行上的错误而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使问题恶化。

这类失败可以归结为复杂系统内的矛盾及不匹配。我们面临的各种危机和挑战,例如恐怖主义、流行病和虚假信息,具有病毒感染及相互纠缠的特性,而复杂的全球网络使这些局部问题扩散的速度比找到解决方案要快得多。然而,我们决策所依据的思维范式或局势观还停留在传统的线性、机械和“理性的”阶段。

我们传统的思维方法可以追溯到像托马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这样的政治哲学家,其提供了一种基于“普遍”真理的直接、自上而下的管理人类社会的方法。指导传统经济学思维的牛顿-笛卡尔范式( Newtonian-Cartesian paradigm)同样是机械性的,追求一种永恒的、一刀切的、可以解释所有现象的理论。

可惜,虽然这种方法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或管理一个小国或一个社区,但对解释和治理我们目前所处的高度复杂的全球系统是不切实际的。然而,我们却无法摆脱这种简单粗暴的思维和决策方式。这使我们对显而易见的现象和问题视而不见,包括看不到自己的思维盲点,却容易受到概念陷阱和集体行动问题的影响,并导致优柔寡断、不作为和相互矛盾的政策。如果没有一种能够看清当今世界复杂性真相的新方法,我们将继续被系统性失败所蒙蔽而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我们应该请教自然。正如生物学家斯图尔特·考夫曼(Stuart Kaufmann)所指出的那样,十八世纪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 Immanuel Kant)观察到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不仅通过其它部分而存在,而且被认为也是为了其它部分和整体而存在的”,也就是 “作为一种(有机)工具”而存在的。换句话说,整体大于部分之和,负反馈和正反馈机制会将形成和改变整体的各个部分有机地联系起来。

如果地球是一个单一的生命系统,单独管理每个组成部分不仅无效,它将产生潜在的灾难性意外后果。同样,在我们更广泛的全球体系中,包括生物和非生物部分,基于零和逻辑或孤立思维的政策将达不到目标,甚至会导致更糟结果。

正如已故的多内拉·梅多斯(Donella Meadows)所言,一种更好的方法是关注复杂系统中的所谓杠杆点,“在这个点上,一件事情的小变化可以产生所有事情的大变化。”我们面对的自然和社会问题不能被看成需要敲打的钉子,而应该理解为反映系统性缺陷的症状与信号,最好通过对引起问题的一系列相关制度与机构采取行动来根治。

例如,这可能意味着对补贴、税收、标准进行调整;调整负反馈回路和鼓励正反馈回路;改善或限制信息流;或更新激励、制裁和限制手段。至关重要的是,它也可能意味着需要解放思想及建立新的局势观,包括改变系统目标、权力结构、规则和文化。

诺贝尔奖得主政治经济学家埃琳诺·奥斯特罗姆( Elinor Ostrom )为解释和驾驭复杂系统提供了重要的见解,特别是如何摆脱集体行动陷阱。正如奥斯特罗姆所解释的那样,这个陷阱来自于零和(你赢我输)、二进制(不白即黑)思维。避免这个陷阱的关键是创建本土社区的公共资源,包括可以共享认同的想法、财产、价值和义务。当我们的命运和利益交织在一起,并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互动,有利益冲突的各方将更有可能一起努力来避免“公地悲剧”。

不幸的是,男性主导的主流经济学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梅多斯和奥斯特罗姆两位女性学者的见解。但她们的观点却与英国汉学家约瑟夫·尼达姆 (Joseph Needham) 所阐述的中国传统的自然生态唯物观一致。

像梅多斯建议的一样,中国人会注重“顺势而为”。而与奥斯特罗姆的精神一致,中国人避免将中美竞争视为西方民主与中国现行体制之间的零和竞争,而是提倡在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中进行双赢合作。

中国解释与管理有机复杂系统的方法反映了其管理自身复杂文明系统多次崩溃而又复兴的悠久历史。其经验表明,虽然自上而下的机械性指令与规划是有用的,但它必须与自下而上的实施和因地制宜的调整与适应相结合。严格执行的双向反馈机制确保国家、地方和社区目标能够保持一致;及时纠正政策失误;并限制威胁系统和社会稳定的微观行为。

当复杂的社会系统有些部分运作不正常时,中国的工程师和规划者会根据杠杆点或“关键切入点”采取行动,例如,完善标准、激励措施、法规、信息或目标(通常会通过五年规划或年度、季度工作计划的调整)。当直接或“积极”(阳)干预失败时,采用间接或“消极”(阴)方法取消或退出失败的政策。正是这种开放的、实验性的实事求是不断学习型的思维方式,即认识到经济体是一个复杂的适应性大系统,促成了中国过去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

正如梅多斯解释的那样,关键是“保持灵活性”。毕竟,“没有一种范式或局势观是与现实‘完全相符’的”,“每一个范式,包括那些甜蜜地塑造你自己的世界观的思维方式,都是对一个巨大而神奇的宇宙的极其有限的理解。” 为什么要通过坚持零和逻辑、黑白思维和徒劳的恶性竞争来进一步限制自己的发展潜力,并导致进一步的僵局和混乱?


本文首发于Project Syndicate,经作者同意转载,本文为中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