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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联涛、肖耿:如何重塑中国的供应链
发布时间:2023-08-04浏览次数:459次

香港 - 二十世纪初,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写道:“旧的正在消亡,但新的无法诞生”。今天,我们似乎也生活在一个类似的过渡时代,同样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病症”,包括但不限于全球供应链的断裂和通货膨胀回归。当前境况唯一的出路是支持新市场、新产业和新机构的发展。但是,谁来为这项行动提供资金支持呢?

在以经济快速增长和利润回报丰厚的繁荣时期,商业银行和私募机构可以帮助新兴和高效的企业筹集足够的资金,来收购和重组低效和濒临破产的公司,从而构建新的供应链。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全球金融监管收紧,加之利率长期维持较低水平,主流金融机构更加谨慎。他们现在更偏好低风险业务并缩短投资期限。

因此,当前全球债务水平处于历史高位,市场集中度大幅提高,少数上市公司享有巨大的市场份额,科技行业尤为如此。与此同时,在公开市场受到严格监管的情况下,那些寻求更高收益率的投资者正在转向流动性较低、缺乏透明度且监管程度较低的私募市场。根据麦肯锡发布的《2023年全球私募市场评论》,2017年以来,私募市场的资产管理总额以每年近20%的速度增长,截至2022年6月已达到11.7万亿美元。

这种增长的推动力量来自有限合伙私募股权(PE)基金和风险投资(VC)基金,前者主要投资于未公开上市或者交易的公司,后者主要投资于风险较高的初创企业或拥有长期发展潜力的初期企业。长期养老金和保险基金,以及拥有耐心的私人财富持有者,都愿意通过耐心等待来获取更丰厚的回报,并相信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基金值得托付,尤其是那些规模更大、更有经验的长期股权投资基金。

然而,私募市场能否帮助企业实现深度金融重组的目标仍有待观察。尽管2021年私募市场资产管理规模增长率超过了全球金融资产总额增长率(7.7%),但相对于全球金融资产486.6万亿美元的总额,私募市场资产管理规模仅占2.4%。

此外,虽然2021年全球非银行金融机构(NBFI,包括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投资基金等)的资产管理规模增长率达到8.9%,超过其五年平均增长率6.6%,但还是低于私募机构资产管理规模的增速。当然,从市场份额看,全球私募机构资产管理规模仅占全球非银行金融机构239.3万亿美元资产总额的4.9%。

此外,自去年夏天以来,全球对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基金的热情似乎有所降温。自2021年达到顶峰以来,全球私募股权交易量下降了26%,2022年交易量仅为2.4万亿美元;交易笔数下降了15%,2022年不足6万笔。

中国PE/VC市场也出现了类似的趋势。2022年,中国私募股权交易额萎缩至1,548亿美元,缩水48.7%;交易笔数下降至9,695笔,下降16%。2022年上半年,尽管中国私募市场资产管理规模有所增长,但其5390亿美元的总额仅占中国金融资产总额的0.7%,占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资产总额的2.7%,且低于2021年的占比。

这也意味着中国的私募股权市场具有巨大发展潜力。很显然,当前中国的PE/VC市场还不够发达。考虑到中国占全球GDP的18%,未来中国的PE/VC基金在自身扩张以及支持中国经济转型方面具有巨大潜力。 当前,中国PE/VC基金参与的并购重组案的份额已经越来越大,2018年其份额为49%,而到2022年已经超过56%。疫情解封后,并购交易业务量激增,2022年上半年VC基金参与的并购重组业务量与前一年比增长61%。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PE/VC基金有两个鲜明的特点。首先,境外基金在该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他们提供国际化的专业知识和市场影响力。现在的问题是,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境外PE/VC在中国的投资大幅下降。 2022年,中国新设外币基金仅114只,较上年度同比下降40%多。2023年一季度,外币基金投资中国股权投资市场的案例仅有87起,数量同比下降87.5%,金额同比下降57.5%。

中国PE/VC基金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其大部分资金来自各级政府。 截至2022年底,中国各级政府机构共设立政府引导基金1531只,总额约3.8亿美元。

其中,国家级引导基金在各级政府引导基金中所占份额非常小,仅占总数的1.5%和总额的7.5%。国家级引导基金往往侧重于推进国家重点领域的投资,例如高端制造、能源和环保行业。

省市级引导基金则旨在发展本区域经济。2022年,省级引导基金占政府引导基金数量的24.3%,占总额的38.4%,而市级引导基金分别占53.4%和42.7%。

区县级政府引导基金按数量计占政府引导基金的20.8%,按价值计占11.4%,它们主要支持能够刺激当地经济的企业。区县级政府以前主要投资基础设施,尤其是房地产,但现在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创造本地就业机会和重组地方产业上。区县级政府引导基金的总额去年增长了近54%。

中国必须重新调整其产业和供应链,以应对不断恶化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迅速加剧的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尽管外资对中国PE/VC市场的投资正在下降,但中国政府已明确表示支持私募基金的“诞生”和发展,支持他们为当前的经济困境提供市场化的解决方案。

本文首发于Project Syndicate,经作者同意转载,本文为中译文。

编辑|Johnna

政策与实践研究所简介

政策与实践研究所负责建立具有国际视野与务实风格的高质量金融智库平台,承接决策部门与业界委托的前沿政策课题及对话项目。研究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凝聚融合学界、业界、监管及公共政策部门的经验与智慧,为促进深圳大湾区和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献计献策。

研究所所长由肖耿教授担任。肖教授还兼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首政策组专家组成员、深圳先行示范区专家组成员、深圳市深港澳合作创新研究会理事及副会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香港国际金融评论》总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

肖教授曾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实践教授、香港大学金融与公共政策实践教授、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副总裁、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全球中心主任、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首任主任、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香港证监会主席顾问及研究部主管、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副会长、哈佛国际发展研究院访问学者及联席研究员、世界银行与联合国开发署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