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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讲堂回顾 | 中国经济何以在变局中开新局?程实深剖“双循环”
发布时间:2021-03-29浏览次数:202次

“十四五”规划与2035年远景目标杠纲要已公布,“双循环”发展战略确立,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在变局中开新局?在日前举办的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深高金大讲堂上,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程实表示,中国经济的未来在于“双循环”,而全球投资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未来在于中国。2021年上半年,以经济“深蹲起跳”为主线,人民币资产中对接周期性的部分将有更好的表现;下半年,以改革红利为主线,富含成长性的部分预计将更具长期布局的潜力。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董事总经理



变局中开新局

“双循环”是中国经济的未来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十四五”规划中对于整个未来全球经济局势的一个非常凝练的总结。程实认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包括五个层面的内涵,第一,时代的主题在变。新冠疫情以及全球民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强调个性的彰显以及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实际上会给整个全球经济的运行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埋下很多伏笔;第二,世界的维度在变。价值观、世界观的分歧使得我们现在生活的地球正在分裂成不同的平行世界,造成经济金融的往来变得越来越困难;第三,社会的主流在变。微观故事逐渐成为时代主流,成为重塑整个全球经济金融局势的一股新力量;第四,全球经济增长范式在变。世界经济的发展从过去依靠要素的组合转向对空间的拓展;第五,生存的策略在变。从过去丛林法则的显现到升维竞争的转变。

面对这些百年之未有的变局该如何应对?程实认为,要在变局中开新局,实际上是关于未来的一个求解。中国经济关于未来的求解答案就是“双循环”,经济发展的答案是数字经济,而全球投资以及国际金融市场关于未来的求解答案则是中国。

全球经济进入拐点

“黄金增长范式”面临瓦解

为什么说双循环是中国的关于未来的一个求解?从历史视角而言,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平台,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发展瓶颈,而双循环实际上是将发展目光由外向内的转变,寻求关于未来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求解。从全球视角来看,整个世界已经发生系统性改变。过去40年中国的成功受益于顺全球化而为,创新发展,但是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世界在变化,中国同样也需要做出改变。

现在整个全球经济正进入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拐点。过去发展的黄金范式所依靠的三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点和关键点正在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崩塌。

首先,要素投入受限,新兴市场的要素驱动型增长动力衰减。整个全球生产要素的持续的投入中逐渐达到瓶颈。在原有的“黄金增长范式”之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融入全球体系,与世界分享自身的资源、土地、人口等要素红利,解决了要素投入的来源问题。但是,新兴市场在历经数十年的要素驱动型增长后,普遍遭遇了资源、人口、环境的硬约束。第一是人口老龄化的发展已经使得“规模红利”逐渐衰竭,低成本的人力投入难以延续。第二是资本要素投入的瓶颈。程实以中国为例指出,未来想要通过人口和资本持续的推动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小,企图依靠债务杠杆、粗放式地撬动资本投入已经难有后劲。

其次,生产效率的受损。当前的人类经济社会进入到从效率问题转向公平问题的转折时期。公平问题已经带来了持续性的、不可不重视的民粹主义,保护主义和孤岛主义的全球盛行。而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就不得不牺牲掉一定的生产效率。程实认为,这些公平问题源自于过去的持续增长所造成的两极分化加剧。过去数十年,部分发达国家在获取全球化红利的同时,未能处理好内部的红利分配问题。以美国为代表,精英阶层攫取了绝大部分红利,中低收入阶层处境长趋势恶化。贫富差距和社会矛盾不断扩大,推动内部民粹主义、外部保护主义的双重涨潮。

同时,公平问题不仅是每某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也是国与国之间的问题。在过去的40年里面,全球经济经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即全球治理体系的贡献与权利错配。以中国为例,新兴市场经济体对全球经济的贡献持续扩大,但是在世界银行、IMF等国际组织所构成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新兴市场的话语权与其经济地位并不匹配。这种贡献与权利的错配,抑制了新兴市场经济体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国际公共品的意愿和能力。此外,2017年特朗普执政,美国从全球化的领导者转向“退群者”。贸易纽带割裂,中美双核疏离, 全球化退潮,旧的全球化体系走向颠覆和重构,过去的“黄金范式”效力减弱,全球经济复苏受阻。大国之间博弈对于整个全球公平问题解决的诉求以及对全球经济增长效率带来了一些抑制性的影响。

最后,疫情冲击之下,全球化的推进的困难和贸易环境的持续恶化。新冠大流行将进一步削弱资源、人口等要素供给,打乱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疫情对弱势群体形成不对称冲击,进一步激化民粹主义和保护主义。

过去40年行之有效的黄金增长范式——以要素投入、生产效率的提升以及全球化为核心内容的三个核心内容的黄金增长范式在今天面临着瓦解。新冠肺炎的全球大流行加速了一系列长期趋势的转变,加速了整个全球经济黄金范式的瓦解。在这个过程之中,不同的国家都会由此做出一系列的应对。


双循环格局:高质量发展

引领“升维竞争”

对于中国而言,要把发展的目光从要素的投入转向追求更高速的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中国势必要承担起一个经济大国的历史性责任,主动引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通过自强不息的建设实现为整个全球化区域化做出更多贡献的未来发展格局。同时实现中国经济从大国向强国真正意义上的转变,意味着话语权的提升,存在感的增强以及中国在整个全球价值链位置的上移。因此,这就是中国对于整个未来较长时期外部环境变化所要做的思想准备,概括而言,就是双循环。

程实解读到,双循环本质上是整个中国适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出发点、主动适应全球百年大变局、顺势引领“升维竞争”的中国经济发展新体系。这一体系对内以深化改革为根本手段,通过加快推动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步实现规模的扩张、结构的优化和质量的提升;对外以扩大开放为主要渠道,既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同时也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改善外部环境,实现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共同发展。“双循环”格局是新时代的改革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框架,更是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一步。

“内循环” 的主脉一指的是畅通国内经济活动的自我循环,使经济锚定于均衡状态。主脉二指的是推动国内供给需求双升级,使经济均衡迈向更高水平;而“外循环” 的主脉一是要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维护中国与全球价值链的多元联动;主脉二是要迈向全球价值链上游,引导全球经贸体系重塑。

“双循环”并非走向“闭关自守”,而是选择通过向内发力,为高水平开放打开向外空间。对于“外循环”的意愿问题,即在逆全球化思潮泛滥之际,如何让全球经济愿意更加深度地与中国合作?程实认为,从规模来看,根据IMF工作论文测算,中国经济增长率每下降1百分点,短期内全球的经济增长率将下降0.23个百分点。从结构来看,中国已与美国、德国携手成为全球价值链体系的三大枢纽。因此中国“内循环”的行稳致远,为全球经济金融提供“稳定锚”和“推进器”,与国际伙伴形成更为丰富的利益纽带。对于“外循环”的方式问题,即在原有全球体系破碎之时,如何让全球经济更有效地与中国合作?程实认为,“美国优先主义”削弱了美国作为全球性需求枢纽的地位,而中国等其他经济体作为区域性需求枢纽的地位正在增强。在未来新一轮全球化中,世界不再是平的,而是转向“多峰结构”,由多个区域化共同体构成,形成一个产业内贸易区域化、产业间贸易全球化的嵌套体系。 因此,中国“双循环”的建设有望助力亚洲形成“双环+双链”的区域化结构,并由此支撑新一轮全球化的稳步发展。

需求侧:内需倍增

迎来“多元消费”时代

当前中国的内需增速有优势,结构有短板,存在三重失衡: 一是消费投资比例失衡;二是居民消费发育不足;三是服务消费占比过低,内需发展还不充分。但程实认为在未来15年,也就是2035发展愿景到来之前,将会见证到整个中国内需倍增的一个格局。此前中国作为“供给中心”嵌入全球体系,形成了“重生产、轻消费”的经济结构,对消费内需造成显著抑制。 伴随“双循环”格局的构建,中国有望形成“国内市场扩大→制造业加大投资→居民就业收入改善→国内市场持续扩大”的内需发展机制,为畅通“内循环”奠定坚实的需求侧基础。2019-2035年中国内需实际规模的倍增将是大概率事件。此外,若这一目标如期兑现,那么至21世纪中叶,剔除通胀影响后中国有望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实际需求最大的居民消费市场。

进入多元消费时代,新型城镇化与收入分配改革,促进消费升级重心下沉,面向大众、低线市场,具有更多国产替代、高性价比的消费商品;年轻世代与数字经济崛起,推动个性化细分市场发育,形成细分市场的领跑者、个性化溢价、周边辐射效应。发展型社会与全球疫情的影响之下,将有助于服务进口需求回流,提升旅游、文娱、医疗、教育等服务类消费。

供给侧:价值链重构

迎来“筑链共进”时代

在供给侧层面,实现价值链重构进入”筑链共进”的时代。当前中国内外价值链处于“以环入链”易脱链,“抱团取暖”难长暖的现状。“外循环”所主导的发展阶段,中国国内价值链发展相对滞后,形成了失衡的内外价值链结构。在全球价值链的垂直分工体系下,中国主要参与加工制造的单一环节,形成“以环入链”的不对称格局,这迫使国内的分工趋于“水平化”而非“垂直化”。全球百年大变局下,弊端加速暴露,主要包括“低端锁定”效应以及“被脱钩”风险。中国企业所采取的“抱团取暖”策略,难以应对全球大变局的系统性冲击。因此,面对此影响, 中国未来内外价值链的发展需要“以链入链”固纽带,“筑链共进”促升级。面向“双循环”新格局,中国内外价值链结构有望迎来新一轮变革。国内价值链料将加速发展,形成更具深度和效率的垂直分工体系。“以链入链”将有助于强化“双循环”的内外纽带,而“筑链共进”则将促进“内循环”的产业升级。

程实指出,中国产业升级未来有三种路径:单环式升级、阶梯式升级、全链式升级。由于“研发设计(科创头雁)→品牌营销(国货潮牌)→加工制造(隐形冠军)”的国内链条被打通,因此一旦“科创头雁”实现重大技术突破,就将带动整个国内链条从旧产品跃迁至新产品,同步推进所有环节的升级。“科创头雁”推动科创能力提升,中国科创正在以产出/投入比率的优势展现出弯道超车的趋势。而“国货潮牌”也将促进新经济发展在新经济领域,已形成中美双强主导的全球竞争格局。中国产业升级将长期重塑城市功能链条,“准一线城市”有望获得更为充裕的发展机遇。在准一线城市中,拥有大量高等院校或是政策上有力吸引中高端人才流入的领跑者,将成为“隐形冠军”的群聚之地。最后,以OECD 国家作为中国国企资产行业潜在分布的静态匡算标准,民企参与混改仍有望带来超过10万亿人民币的市场空间。


新赛道:数字经济崛起

迎来“数字经济”时代

新冠疫情加速了长期趋势的转变,加速了全球从一个线下模式进入到线上模式,从一种传统模经济的模式进入到数字经济的模式。当前的中国也有望孕育出新一代生产方式——数字化生产,同时具有大规模生产、创新力和精细化的三重优势。

同时,治理方式也在朝着数字化方向转变,以DCEP为例,全球大变局中,传统货币政策工具遭遇政策空间承压、政策独立性受损等新的挑战。在全球视野下,中国央行数字货币在技术层面、实践层面具有先发优势。2020年10月,深圳率先投放1000万“数字人民币红包”, DCEP首次开启公众测试。以 DCEP 为支点,货币政策工具的数字化升级有望加速普惠金融深化、加强货币政策直达性、跨越“流动性陷阱”,以此提升政策效力。

从全球化发展来看,以工业大生产为基础的旧全球化已经走入困局,而以数字化生产为基础的新全球化有望破局新生。 中国数字经济的较快发展将推动全球价值链的数字化转型,并由此打开国际合作分工的新渠道,加快形成基于新一代技术革命的新全球化时代。 这有助于抵减疫情下传统全球化渠道的衰减,促使更多国家和人群共享全球化机遇,抑制因机遇分配不均而产生的逆全球化浪潮。


新角色:人民币资产升级

迎来“人民币资产”时代

程实指出,在当前新变局中,人民币资产也扮演着不同的新角色。首先是全球长线资金的“压舱石”。全球大变局之下,人民币资产具有两个重要的的稀缺属性。首先是低β,从经济层面看,得益于疫情的有效控制,中国较之其他主要经济体下滑幅度更浅、复苏进程更快;从金融层面看,人民币资产与其他主要资产的相关性较低,有望在市场动荡中提供稳定性。从政策层面来看,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框架后,超宽松货币政策将长期延续,预计将推动美元指数长趋势下行,而中国货币政策有望在2021年回归常态,人民币汇率有望保持长期稳态。其次是高α,中国经济应对短期挑战、迎来长期蜕变的发展路径孕育出投资主线清晰的民生、金融、科技“黄金三角形”。随着资产端、资金端的双重改善,未来十年,人民币资产有望从“牛短熊长”,走向“牛长熊短”。

此外,人民币资产还是对接数字红利的“连通器”。“双循环”新格局下 ,DCEP 有望充分发挥作为央行数字货币的先发优势,在全球新经济的支付、结算、定价功能中占据领先份额。由此,“人民币-DCEP-全球新经济资源”的关系链有望被率先打通并持续夯实,人民币将成为在全球新经济领域高效交易、配置资源的关键工具之一。

最后,人民币资产是全球格局剧变的“标的物”。全球大变局下,全球经济金融体系将迎来系统性变化,也将带动世界货币格局的深度调整。人民币资产成为“买入”这一剧变局势的合意标的物。

“双循环”将深刻重塑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与新机遇

2021年中国“双循环”新格局料将加速成形,深刻重塑经济发展的新动能与新机遇,开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未来。从内循环层面看,消费引擎释放新动力。2021年消费引擎不仅有望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推升至15%左右,亦将驱动服务业的大幅回暖;投资引擎转向新重心。制造业投资料将稳步反弹,成为投资扩张主动力,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有望升至7%左右;从外循环层面看,出口展现新韧性。得益于全球经济复苏,叠加中国供应链优势,2021年中国出口增速有望达到7%,为国内稳增长、稳就业提供重要助力;人民币资产承担新角色。人民币资产将是全球长线资金的“压舱石”,2021年国际资本料将保持对中国市场的长趋势流入;从政策层面看,货币政策回归常态。货币政策料将于2021年年中开始回归正常化,但将以“稳杠杆”而 非“去杠杆”为基调,较2020年下半年的边际调整力度不会过大;积极财政减额增效。积极财政的规模料将适度下调,2021年财政预算赤字率预计降至3% 左右,专项债规模亦将有所回调。

2021年中国经济增速料将在一季度强势冲高,然后逐季回归至长期中枢水平,全年增速预计在9.2%左右。美元兑人民币汇率预计在2021年上半年降至6.40左右,此后围绕这一中枢弹性波动。2021年上半年,以经济“深蹲起跳”为主线,人民币资产中对接周期性的部分将有更好的表现;下半年,以改革红利为主线,富含成长性的部分预计将更具长期布局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