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聚焦

近年来，随着“双碳”目标深入推进，环保法规日趋严格。企业如何平衡环境责任与经济效益，成为政策制定者与企业共同面临的难题。一方面，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政策能够推动企业创新，促使企业向清洁技术和绿色创新转型，从而在解决环境问题的同时保持经济增长和企业绩效。然而，不同企业和国家对环境规制的反应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与规制与市场力量（尤其是市场竞争）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戴睿携手麦克马斯特大学的Rui Duan、约克大学的Lilian Ng合作完成的论文Innovating Green: Competition Meets Regulation首次清晰揭示：市场竞争强度正成为环保政策能否激发绿色创新的关键杠杆。研究发现，在“卷”的市场中，企业更可能将监管压力视为创新动力，寻求竞争优势；反之，缺乏竞争则导致创新动机不足。近期，该论文被国际管理学顶刊《Management Science》接收。

作者简介

戴睿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

研究助理教授

研究领域

公司金融、机器学习

本文合著者

Rui Duan

McMaster University

Lilian Ng

York University

研究简介

研究内容

本研究旨在探讨市场竞争和监管措施如何共同影响企业对清洁技术的采用。具体而言，研究分析了产品市场竞争如何影响企业在面临监管压力时追求绿色创新的动机，以及这些策略的经济后果。

研究利用美国《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的一个关键监管特征，即根据美国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NAAQS）将美国各县划分为达标区和不达标区。不达标区的企业面临更严格的监管审查，而达标区的企业则受到较为宽松的监管。研究将县一级的不达标指定视为监管严格性（变化）的外生冲击来源，以此检验竞争压力如何塑造企业在面临更强监管要求时的环境技术创新动机。研究采用了交叠双重差分法（Stacke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pproach），并结合了详细的企业位置数据和创新产出数据，构建了一个包含 51,810 个企业-县-年度观测值的样本，涵盖了 1,903 家创新型企业在 438 个县的运营情况，时间跨度为 2000 年至 2021 年。此外，研究还采用了三种企业特定的竞争衡量指标，包括产品市场流动性（Fluidity）、总产品相似性得分（Similarity）和HHI (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以及绿色发明的识别方法，来识别与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以及环境友好型技术相关的专利。

研究结论

研究发现，监管激励对绿色创新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竞争性企业中。在高度竞争的行业中，企业在面临不达标地区的监管冲击后，会显著增加绿色创新努力，与未经历类似监管变化的企业相比，差异明显。从经济角度看，一个处于行业中位数水平的企业，若在九个不达标县均设有生产设施的情况下，其绿色创新总量会增加 16%–25%。相比之下，竞争性较低的行业企业并未表现出类似的技术变革，甚至在监管后绿色创新数量有所减少，这表明竞争性较弱的企业创新动机不足，可能会优先考虑创新之外的其他投资。进一步的三重交互回归分析显示，竞争强度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会导致监管后绿色创新总量增加 12%–24%。总体而言，证据表明企业在高度竞争的环境下，会将绿色创新作为一种战略手段，以抵消监管成本，竞争强化了监管对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

研究意义

本研究为环境政策与创新、竞争与创新的文献做出了重要贡献。首先，它揭示了企业对环境监管政策反应差异的一个关键影响因素，为制定更有效的监管政策提供了实践指导，有助于在最小化经济损害的同时实现环境目标。其次，研究结果丰富了竞争与创新关系的现有研究，表明在严格的环境监管下，高竞争企业会更加积极地进行创新，这一发现与现有文献中关于竞争与创新之间倒 U 型关系的观点有所不同，为理解企业创新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最后，研究还填补了现有文献中的一些空白：例如，Nesta 等人（2014）的研究主要关注能源部门，而本研究则涵盖了多个行业；本研究揭示了绿色创新对企业价值的贡献条件；并且（本研究）在企业层面评估了绿色发明与竞争动态之间的关系，为推动可持续经济增长提供了直接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