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张鹏:历史创伤的财政烙印——官员童年饥荒经历如何加剧年末财政突击花钱?
每到年底,“突击花钱”总是引发热议——花不完的预算必须清零,仓促支出却带来巨大浪费,我们通常将问题归咎于预算制度。近期,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张鹏教授与合著者复旦大学张平教授、陈醒讲师、诸葛安东博士生合作撰写的论文The Enduring Trauma: How Officials' Childhood Famine Experiences Affect Year-end Spending Surge,揭示了一个更隐秘的驱动因素,即官员个体早期经历对公共财政行为也有长期的塑造作用。
该研究通过对2008-2018年中国城市层面数据与官员传记的实证分析发现,童年时期经历大饥荒的官员会形成显著的“财政保守”倾向,但在“不用即作废”的预算规则约束下,这种保守偏好非但未能节约财政资金,反而因平日支出抑制造成预算闲置,最终在年末触发更为剧烈的突击性支出(YESS)。
近期,该研究在发展经济学国际顶级期刊《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正式发表。
作者简介

张鹏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
副教授
研究领域
环境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劳动经济学、
健康经济学、应用微观计量经济学
本文合著者
陈醒
复旦大学
张平
复旦大学
诸葛安东
复旦大学
研究简介
研究背景
本研究围绕“年末突击花钱”(YESS)这一普遍财政现象展开——即组织在财政年末为消耗未使用资金而仓促支出,其主要诱因是“不用即作废”的预算规则。这种行为已引发财政浪费、资源错配等问题,甚至影响公共服务质量与经济发展。当前相关研究多聚焦制度层面因素(如预算规则、部门间财政竞争),却很少关注:在相同制度环境下,官员个体的经历差异是否会影响YESS的严重程度?中国为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了独特场景。地方官员由上级任命,在财政决策中拥有较高自主权,便于分离个人偏好对财政行为的影响。同时,1959-1961年中国大饥荒作为重大历史创伤,已被证实会长期影响个体的风险偏好、心理状态与行为模式。经历过饥荒的官员可能因早年资源匮乏的恐惧形成“财政保守”倾向——既想控制支出、留存预算,又因“不用即作废”规则被迫在年末集中花钱,这种矛盾恰好为研究“个人经历如何影响财政行为”提供了理想切入点。
研究内容
研究首先证实了中国地方政府YESS的普遍性:2008-2018年,中国地方政府12月财政支出占全年比重平均达17.04%,远高于8.3%的月度正常占比;同时构建了两类指标(第四季度支出占全年比、年末当月支出占全年比),精准衡量YESS的强度。其次,明确了核心作用逻辑:官员童年经历饥荒后,会因早年资源匮乏的记忆形成“财政保守”倾向,日常更倾向控制支出、维持预算平衡,导致预算资金未被充分使用;但受“不用即作废”规则约束,这些未使用资金必须在年末花完,最终反而加剧了YESS。研究还发现了一个关键差异:对于在幼儿期经历饥荒的官员,其早期创伤对心理的塑造更为深刻,因而对YESS的影响也最显著;在财政自主性强(依赖上级转移支付少)的城市,以及由本地人际关系网络广泛的官员治理的城市,这种影响会更突出。此外,饥荒经历与轻度抑郁的关联,也暗示心理状态可能是饥荒影响财政行为的重要中间路径。
研究模型
为验证“官员饥荒经历与YESS”的因果关系,研究采用“队列双重差分法”,结合2008-2018年中国城市官员数据与财政支出数据展开分析。该方法的核心是利用两类差异识别因果:一是不同城市在大饥荒期间的“超额死亡率”不同(反映城市层面饥荒严重程度差异),二是同一城市内不同出生年份的官员,面临的饥荒暴露程度不同(如1959年前出生的官员可能经历饥荒,1962年后出生的则未经历)。具体而言,研究通过官员的“出生年份”(判断是否经历饥荒)与“籍贯”(匹配所属城市的饥荒严重程度),量化其童年期的饥荒暴露水平;再通过地方财政局的月度支出数据,用“第四季度支出占全年比”“年末当月支出占全年比”衡量YESS强度,最终对比“受饥荒影响官员”与“未受影响官员”在不同饥荒严重程度城市中的YESS差异。同时,研究还检验了两种可能的作用机制:一是“战略任命”(上级是否刻意将饥荒经历官员派往特定城市),二是“偏好改变”(饥荒是否通过心理机制影响支出习惯),最终排除了前者,为后者提供了证据支持。
研究结论
研究发现,官员童年的饥荒经历虽会催生“财政保守”倾向,却反而加剧年末突击花钱,降低财政效率并阻碍地方经济发展。具体来看,在饥荒“超额死亡率”每提高1%的城市,1959年前出生的市长所治理城市的YESS强度会上升2.69%,且幼儿期经历饥荒的官员影响最明显,说明早期创伤对财政偏好的塑造更持久。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这种效应在财政自主性强、官员本地网络广的城市中更突出。该研究的学术价值主要有两点:一是填补了YESS成因研究的空白,突破以往对“制度因素”的单一关注,首次明确官员个人经历(饥荒创伤)是影响YESS的关键个体因素,且将研究场景从发达国家拓展到发展中国家与威权体制;二是拓展了“个人创伤与治理”的研究范畴,不仅证实早期饥荒经历会影响财政决策,还进一步揭示其会通过“保守倾向→预算闲置→年末突击花钱”的路径降低财政效率,为理解个体经历与公共财政表现的关联提供了新视角。
研究意义
该研究不仅丰富了烙印理论和行为经济学,强调历史事件对公共部门行为的持久作用,还为政策制定提供了关键启示:需以绩效导向预算制度替代执行导向规则,并关注官员个人经历对治理效率的潜在影响,从而为优化财政管理、提升政府效能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