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回顾

观点回顾

嘉宾介绍

崔凡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海南研究院首席专家、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研究部主任

崔凡，现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海南研究院首席专家、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研究部主任、商务部经贸政策咨询委员会全球价值链专家组专家、财政部国际财经专家工作室执行牵头人、中国国际经贸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演讲实录

一、国际治理体系的演变与成败

众所周知，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治理体系起源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其在之后的发展中不断演化，到二战以后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安全体系、货币体系和贸易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安全体系和货币体系对贸易格局的影响不亚于贸易体系本身。如今这三个体系都面临较大的问题。首先，从安全体系看，安理会在地缘政治冲突中并没有起到实质作用。其次，货币体系本身存在较多不确定性，目前大家对美元的长期地位似乎也存在一些信心问题。2021年底美国国际投资头寸净负债高达18.12万亿美元，2022年底净负债减少到16.17万亿美元，今年2023年一季度底又反弹到了16.75万亿美元，不排除之后还会再升上去，这样的局面是否会永远持续下去？大家对此疑问重重。至于贸易体系，其局面同样不容乐观，现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上诉机构已经停摆。

在这三个体系中，贸易体系对贸易格局的影响比较全面，现存的贸易体系——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冷战结束后的产物，其成立标志着真正意义上全球化的开启。实际上，现代意义上的全球自由贸易政策源于1846年的英国，在此之前贸易保护主义长期占据主流。1846年以来的贸易自由化进程大体可以分为英国主导时期和美国主导时期两个阶段。基于长远的历史视野，全球化在多数时间内顶多是“半球化”。在英国主导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美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并未参与，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是在主权丧失或被侵蚀的情况下被动参与的。而在美国主导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世界都存在两个相互独立的国际分工体系。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全球主要经济体才普遍承认市场经济，世界贸易组织才得以成立。

世贸组织的成立标志着全球化进程的真正开始，它不仅使得货物贸易多边规则更加完整，而且在服务贸易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领域建立了多边规则体系框架。在这个时期，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进展确实是成果斐然，令人信心满满。所以在世贸组织成立的第二年于新加坡召开的部长级会议上，美、欧、日、加等主要发达成员提出了投资、全球竞争政策、政府采购透明度、贸易便利化4项新议题，称为“新加坡议题”。然而，其中只有贸易便利化议题在20年后得以达成协议并落地实施。

新加坡议题的提出体现了人们期望进一步推动全球化的急切心态。但是，面对当时的国际治理体系和全球化进程，有学者对此提出了疑问。英国教授苏珊•斯特兰奇 （Susan Strange）在她去世前提出了“Westfailure System”（可译为“西方失败体系”或者“威斯特伐利亚失败体系”），批判当时的国际治理体系没有办法解决全球问题。她指出三大问题，国际与国内收入差距问题、环境和气候问题以及金融危机问题，并称其为公民社会的失败、地球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失败。这些问题不仅是西方的挑战或失败，也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其中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三大攻坚战，正是我国应对这三个问题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从自由贸易发展的历史来看，英美两国自由贸易政策削弱的过程，有很多情况非常类似。英国历史上也是在贸易逆差增加、制造业流失的过程中，逐渐放弃了自己自由贸易旗手的角色。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cob Jeremiah Sullivan）在今年4月份对外宣布的“新华盛顿共识”，可以说是“拜登经济学”在国际经贸政策上的体现。他提出，在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下，美国面临四大挑战：产业空心化、地缘政治安全竞争新环境、气候危机加速、不平等及其对民主体制的侵蚀。这四大挑战与1999年苏珊•斯特兰奇提到的三大问题非常类似，但增加了地缘政治安全竞争问题，这实际上指向中国。苏珊•斯特兰奇在当时提出收入差距扩大这一问题时，有“半点”没有说对，她认为全球化会导致全球收入差距和各国国内收入差距扩大，实际情况是全球收入差距在缩小，而各国内部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全球收入差距缩小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

沙利文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包括：产业政策、结盟与友岸外包、不强调自由化内容的新型贸易协定、向新兴经济体的融资与基础设施建设、“小院高墙”的出口管制等等。上述措施带有一定的重商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色彩，跟英国在1932年前后的贸易保护政策有很多类似之处。

二、国际贸易格局的现状

国际治理体系的演变对国际贸易格局的影响是必然的，在谈贸易格局的变化之前，我们先总结一下国际贸易格局的现状。首先，如图1所示，本世纪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占全球贸易的份额迅速扩大，2022年这一份额有所下降，但是相较2019年仍上涨一个多百分点，涨幅明显。2022年美国、墨西哥等国的贸易份额有所增长，但是跟疫情前相比，其贸易份额是下降的，而印度跟疫情前比略有上升。上述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各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也影响了全球的收入格局，如下图2所示，在整个20世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没有出现缩小的迹象，但是从2000年开始，全球的基尼系数下降了15个百分点，下降的速度非常快。

数据来源：UNCTAD

图1 部分国家出口占世界份额

资料来源：Olle Hammar and Daniel Waldenström（2019）

图2 国际基尼系数走势

在这个过程中，全球贸易格局面临的典型问题是全球不平衡（Global Imbalance）。这一问题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讨论较多，尤其是当时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达到了GDP的近10%，而美国的逆差达到了GDP的近6%（见图3），这一数字非常大。金融危机之后这一比例有所缩小，但是目前绝对的数量规模跟金融危机之前相近（见图4）。整个全球化发展的顶点出现在2008年，此后各种国际经贸指标再也没有超过2008年的高度。同时全球价值链在这段时间里面日益分化为三大区域价值链，如图5所示，三大区域价值链之间互有关系，但是自成体系。

数据来源：UNCTAD

图 3  中美经常项目余额与GDP比值（%）

数据来源：UNCTAD

图 4  中美经常项目余额与GDP比值（%）

数据来源：《全球价值链报告》

图 5  全球三大区域价值链

事实上，面对贸易逆差和制造业流失这一挑战，美国早已开始采取措施，其在奥巴马时期就已着手推进制造业回归。美国重塑国际贸易格局的三重目标中的首要目标就是制造业回归本土；其次是近岸外包，即无法回归的制造业挪到邻近国家外包，如墨西哥；再次是通过去中国化来降低风险。三重目标是有优先级的，第一重最优先。美国在国内国际各个层面上都在持续推动这三个目标，并取得一定进展。根据科尔尼咨询公司的统计，如图6所示，美国制造业回归在2019年以前基本上没有太大起色，2019年第一次出现制造业回归的明显迹象，这是中美经济关系竞争全面展开的一年，也是进口关税大幅加征的一年，在此之后又呈现外流趋势，去年则实现反弹。2021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值已经稳定没有再下降，且制造业投资有所增长。

数据来源：https://www.kearney.com/service/operations-performance/us-reshoring-index

图 6  美国制造业回归指数

三、对贸易格局重构的思考

面对这种局势我们应该怎么看？首先，过去一段时间全球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也确实带来了一些风险。全球贸易再平衡如果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包括美国重建或者恢复一些制造业，我认为是合理和健康的。具体而言，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提高，中美双方经贸关系日益从纵向关系向横向关系发展，双边水平型的贸易和投资逐步增加，例如福耀玻璃赴美投资，这样的合理调整是健康的。但目前美国贸易再平衡的行动中存在大量的政策干预，这种政策干预导致的扭曲会带来很多问题，也会对中国造成冲击。

在面临上述挑战的情况下，我国应怎么做？1932年，英国开始放弃其自由贸易旗手的责任：它在1931年放弃金本位并开始打造英镑区，1932年通过《进口关税法》全面提高进口关税，并在渥太华举行帝国会议建立帝国特惠制——在三千多万平方公里，包含四十多个英联邦成员的范围内实施特惠税。这一做法与美国现在的盟邦外包、友岸外包十分类似。美国从立国开始就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直到英国放下自由贸易大旗后，美国才在1934年接手并突然举起自由贸易的大旗。美国承接了很多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工具，并且更加强调对等开放， 在《对等贸易条约法》的基础上对外签订了二十多个自由贸易双边协定，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进一步推行多边自由贸易，建立了关贸总协定，将整个自由贸易体制推上了新的高度。在这种背景下，英国的帝国特惠制、英镑区等逐渐消减，英国逐步融入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

当然，我们今天跟1934年的美国有很大差别，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也没有到当年美国的程度，我也不主张中国去做自由贸易的旗手，但是美国的经验是很有借鉴意义的。今天我们要维护和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的继续发展，应该全面倡导对等互惠原则。这里的“对等”是广义的对等，而非具体产品关税上的对等。在多边对等方面，在世贸组织中我们应该因势利导实事求是地发挥作用。在世贸组织内目前推动自由化难度较大，我们可以多推动便利化进程。例如，最近由110多个成员国共同参与并完成的投资便利化协议谈判，就是由中国倡导的。此外，在其他重要议题上，例如我国在世贸组织推进的塑料贸易的议题，也获得了众多支持。在双边和区域对等方面，我们应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推动签署更多的自由贸易协定，以中国市场的开放换取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开放。从国内来说，我们应根据自身发展阶段的提升来积极稳妥推进自主开放。最为关键的是，我们必须深化市场化改革，实现制度对等。这并不是说国内外制度上要完全相同，而是应确保国内外制度能有效对接，并保证在全球市场的公平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