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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 即便是在最好的时代，应对气候变化和不平等问题也不容易。当国际地缘政治不稳定性面临升级，中美竞争风险与日俱增，许多经济体正在努力应对飙升的债务和通货膨胀时，应对这些全球挑战似乎更是希望渺茫。但即使是在当前的重重困境中，一个自下而上的社会企业发展生态系统也能取得一些成效。

在日益分化的全球经济中，过度依赖国际贸易和投资的传统发展战略日渐式微。同时，在气候行动、疫情复苏、债务偿还等诸多问题的冲击下，各国政府和多边开发银行的预算捉襟见肘。

但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在于贫困、不平等、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挑战。然而，主流的政策方法侧重于为具体问题，甚至是问题的某些孤立方面制定单独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以系统思维来考虑解决方案和潜在的问题是如何相互作用的。

环境科学家多内拉·梅多斯（Donella Meadows）将系统定义为“一组相互关联的元素，为实现某种目标，以一种有效方式连贯地组织起来”。我们的地球系统正在崩溃，因为其相互关联的元素正被人类控制而以产生不良结果的方式被组织起来。只有认识到我们的社会、生态和经济系统相互关联的本质，并全面解决其中的系统性问题，我们才能优化它们的功能，确保人类和地球这个大系统的福祉。

我们无法通过政府普遍接受的那种自上而下、各自为政的孤立的解决方案来解决系统性问题。例如，当政府部署专门机构来支持农村发展时，只能零散地提供有形基础设施，而并不能建立促进城乡协调的共享数据与知识库，也无法降低基层的交易成本。其它社会系统与当地社区的薄弱联系也削减了政府干预措施的效力。

依赖国家行政系统实施的多边行动往往效率更低。多边开发银行和援助机构的规模实在太大，每个具体项目和相关行动者都按照自己的目标和标准运作。

当前需要的是更多自下而上的战略，即以社区为基础的非营利性社会企业（即除了经济目标外，还有社会目标的实体）作支撑。借用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对成功的非营利组织的描述，有效的社会企业致力于'行善'，但也认识到良好的意图不能替代有效的组织和领导，不能替代问责、绩效和结果导向的管理。"

在部署社会企业所需的任务驱动型管理方面，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远比它们的大型同行更有优势。中小微企业占全球所有企业的90%，占总就业人数的70%-80%。这些公司通常利润很少或没有利润，因为它们要为数十亿工人的生计负责，这使它们成为了解大多数人需求和利益的宝贵知识宝库和代表其利益的动力源。

这些利益包括与经济和社会需求密不可分的生态需求。无论是污染还是自然灾害，环境危害往往对最贫穷和最脆弱的人群影响最大。同时，贫困可能会促使社区过度开发森林和鱼类等自然资源，以不顾一切的非理性方式寻找收入。

中小微企业没有机会进入正规资本市场，也很难推动那些能使它们成为有效社会企业的系统性政策和制度框架改革与建设，包括支持性基础设施和有利发展的法律环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5年的一份报告发现，这些缺陷严重阻碍了社会企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少数大型企业享有巨大的财富和市场力量，往往能转化为政策影响力。但是，即使跨国公司吹捧其ESG目标，他们的ESG考核因素仍然服从于利润最大化。由于与当地社区的联系较少，这些大型公司并不适合提供自下而上的微观解决方案，而这些微观解决方案综合起来更能带来系统性的变化。

我们拥有应对全球集体挑战所需的工具和资源。全球范围内不乏专有技术，也不缺乏可以从国家、企业和慈善机构调动的资金。我们也有办法分配这些资金。技术已经促成了“全球知识公域”的建立，社会企业可以通过这个公域获得他们需要的知识，以及通过可信的认证获取融资。

但我们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来充分利用这些资产。需要利用现有的技术、知识和商业模式，帮助社会企业实现可持续性和影响力。更广泛地说，我们必须相应地修改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认识到系统性问题需要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本文首发于Project Syndicate，经作者同意转载，本文为中译文。

编辑|Johnna

政策与实践研究所简介

政策与实践研究所负责建立具有国际视野与务实风格的高质量金融智库平台，承接决策部门与业界委托的前沿政策课题及对话项目。研究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出发点，凝聚融合学界、业界、监管及政府部门的经验与智慧，为促进深圳大湾区和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献计献策。

研究所所长由肖耿教授担任。肖教授还兼任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深圳先行示范区与横琴自贸片区专家组成员。在加入深高金之前，担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金融实践教授、海上丝路研究中心主任、及北大汇丰智库副主任。曾任香港大学金融与公共政策实践教授、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副总裁、哥伦比亚大学北京全球中心主任、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首任主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香港证监会主席顾问及研究部主管、以及世界银行与联合国开发署顾问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