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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第四届科研奖颁奖典礼在校顺利举行。经学院推荐、评审委员会审议、投票表决等环节，科研奖评审委员会最终决议，评定2名杰出科研奖获得者、5名青年科研奖获得者。其中，港中大（深圳）经管学院艾春荣教授获“杰出科研奖”，任启天教授获“青年科研奖”。 艾春荣教授（右六）、任启天教授（右七） 与大学主管人员及其他获奖教授合影   关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科研奖 为健全科研激励与竞争机制，表彰优秀科研成果，充分调动全校科研人员积极性与创造性，助力产出更多高质量成果，促进学校基础研究和科研创新的发展，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于2021年设立“杰出科研奖” 与 “青年科研奖” 两大奖项——前者表彰取得突出科研成果的教师，后者表彰表现优异且年龄不超过40周岁的青年教师。 颁奖典礼当天，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副校长罗智泉、朱世平、阮健骢，协理副校长李学金、以及各学院院长、分管科研的副院长以及院务主任等出席了本次颁奖仪式。协理副校长李学金教授致开幕词，科研处副处长龚锐担任本次仪式主持人。 （左图：协理副校长兼科研处处长李学金教授致欢迎辞；右图：副校长罗智泉教授发表讲话） 在本次评选中，经管学院艾春荣教授获“杰出科研奖”，任启天教授获“青年科研奖”。 （副校长罗智泉教授颁授奖牌，李学金教授颁发奖章，唐本忠教授授予鲜花；左二为艾春荣教授） 艾春荣教授于2020年7月加入港中大（深圳），现任港中大（深圳）经管学院及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艾春荣教授深耕行为数据分析前沿，以经济学理论为根基、计量模型为工具、大数据为支撑、机器学习为创新引擎，成功打破传统计量经济学与人工智能的学科边界。他推动二者深度融合，实现对高维复杂数据的精准建模与规律挖掘，并自主研发智能决策算法，助力政府与企业从数据中提取最优策略。其理论创新与实践价值并重，为政策制定与商业决策提供科学支撑。 （艾春荣教授发表获奖感言） 艾春荣教授对本次获奖表达了感谢，感谢学校提供了珍视好奇、支持探索、崇尚自由创新、鼓励跨学科合作的学术环境。他表示奖项不仅是对过往工作的肯定，更是对“关注真实贡献、回归研究初心”这一评价理念的认可，给予科研人员极大鼓舞。 与此同时，他也特别致谢同事间的思想碰撞、学生研究助理与博士后研究员团队的辛勤付出，以及行政员工的默默支持，他强调所有成就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艾春荣教授表示，在港中大（深圳），研究工作始终围绕三个关键词：好奇心、影响力和责任感。他表示，面对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快速发展，科研工作不仅要注重新的突破与发现，更应坚守科研伦理与社会责任，致力于构建更可信、更透明、更公平的方案与体系。未来，期待在人工智能等重要领域推动创新，努力与学校共同成长，为学校、大湾区及国家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副校长罗智泉教授颁授奖牌，李学金教授颁发奖章，唐本忠教授授予鲜花；右三为任启天教授） 任启天教授自 2018 年加入港中大（深圳）经管学院以来，持续产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任启天教授深耕数字营销与创作者经济，以博弈论为剑、算法为阵，点破流量江湖中内容激励的层层玄机。他提出的“排序注意力经济模型”解决了平台内容激励中算法排序与双边决策内生难题，为平台设计与内容治理提供新思路。他是明康青年科研奖获得者，担任国际营销领域顶级期刊《Marketing Science》编委会成员，其研究被美国营销学会（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深入报道。 展望未来，港中大（深圳）经管学院将继续秉持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锐意创新，致力于产出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高质量科研成果，为学校的科研水平发展、大湾区建设以及国家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日前，由数字经济开放研究平台、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主办的“人工智能赋能商业、经济、金融、医疗暨2024-2025年度数字经济开放研究平台学术年会”在深圳举行。本届年会汇聚了来自学界与业界的顶尖专家学者，共同探讨人工智能（AI）技术浪潮下，经济社会各领域所面临的机遇、挑战与治理新路径。会议深度呼应了国家关于推进“人工智能+”行动的战略部署，致力于推动跨学科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对话。 开幕致辞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及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学术院长熊伟在开幕致辞中热烈欢迎与会嘉宾，并介绍了学院在短短十一年间的快速发展。他指出，本次年会旨在提供一个跨学科的对话平台，深入探讨AI如何影响劳动市场、国际贸易、金融风控、医疗健康等关键领域。 主题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演讲中指出，人工智能投资虽可能伴随泡沫，但我们应尊重市场支持高新科技发展的规律，其发展往往遵循“泡沫-破灭-沉淀”的路径，最终推动产业进步。他比较了美、欧、中等不同投资模式，并强调面对AI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冲击，无需过度担忧行业淘汰顺序，而应坚信社会的应变智慧，同时将改革重点放在教育体制上，转向培养善学习、能创新的人才，以共同应对未来的深刻变革。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院长贝多广聚焦AI时代的金融专业价值。他指出，金融业虽面临AI的冲击，但金融的理论框架、田野调查和社会赋能不可或缺。他表示，需避免“技术发达，头脑简单”，强调大数据不能完全替代深入一线的访谈洞察，并呼吁在数字化浪潮中坚守金融伦理，发展有耐心、有善意的“好金融”，让AI成为人类有用的工具，而非替代者。 蚂蚁集团研究院院长李振华对比了中美在AI投资与产业发展上的异同。他指出，美国AI算力投资存在一定的泡沫化趋势，但商业模式相对清晰；中国则面临高端芯片供给不足、应用层爆发力较弱、商业模式尚在探索等结构性挑战。他特别提到，AI在就业影响、伦理对齐、新业态权责划分和数据隐私保护等方面，带来了亟待研究的治理新课题。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执行院长程仕军强调，随着AI深度融入商业核心，其治理挑战日益凸显。他以美团算法优化为例，指出效率提升的同时也可能导致“骑手困于系统”及无人机配送责任模糊等社会与伦理风险。这揭示了AI的成功标准需超越财务数字，纳入社会价值维度。他强调治理必须先行，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非事后补救，并倡导人机协同，在关键决策中保留人的监督与裁决权。最终目标应是推动负责任的AI赋能，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福祉。 年度回顾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助理院长申睿进行了年度工作回顾。他表示，数字经济开放研究平台在过去一年全面拥抱AI浪潮，战略聚焦前沿议题，支持了大量学者利用平台数据与算力，在AI与就业、投资、医疗、保险等交叉领域产出了丰硕成果。平台正从依赖传统结构化数据向融合非结构化数据转型，并通过隐私计算等技术保障数据安全可用，致力于成为学术创新与社会价值交汇的枢纽。 学者分享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方汉明的研究聚焦中国知识产权法院司法偏见问题，通过构建"AI法庭"模型（以非本地企业间案件为基准），发现司法实践中存在本地保护与垄断两类系统性偏见。研究显示，2019年将技术类案件上诉权统一至最高法院的改革成效显著，有效减少了司法偏见并提升了审判质量。最终证实，司法公正性改善对企业创新具有积极促进作用，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外交与公共政策学院终身讲席教授魏尚进从国际贸易理论出发，探讨了数字化如何深刻改变传统贸易模式。他以电影行业从胶片到数字文件的演变为例，说明数字化极大降低了产品（服务）的运输和分销成本，从而弱化了经典的“贸易引力”法则（即贸易量与距离负相关）。他的研究显示，数字化使得高质量与低质量产品、大厂商与小厂商在进入遥远市场方面的差距缩小，改变了全球贸易的格局与竞争生态。 随后，与会嘉宾围绕“Human+AI”“AI Impact on Human Capital”“AI and Human Behavior”“AI Application and Investment”四大议题开展平行论坛。 （部分） *与会嘉宾分别来自北京大学、多伦多大学、湖北经济学院、南方科技大学、纽约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深圳大学、四川大学商学院、香港城市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山大学等。（按首字母排序） 本次年会是对人工智能时代核心命题的一次集中探讨与思想碰撞。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在“人工智能+”行动全面深化的关键阶段，学界与业界必须构建更加紧密的协同生态。不仅要以开放姿态拥抱技术革命所释放的巨大潜能，更需以前瞻视野系统应对其在伦理规范、就业结构、安全可靠与全球治理等方面提出的复杂挑战，共同引导人工智能技术朝着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的方向发展。未来，期待产学研各界能持续深化对话与合作，不断完善包容审慎的治理框架，培育兼具创新能力与社会责任的复合型人才，在全球科技竞争与治理体系中积极贡献中国智慧，最终使技术进步成果更公平、更安全地惠及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人类共同福祉。

日前，第七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与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金融研讨会举办。本次研讨会由港中大（深圳）经管学院、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与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联合主办。来自北京大学、南方科技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按首字母排序）等多所高校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经济学与金融学领域的前沿学术研究成果，展开了深度分享与交流。 开幕致辞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王健致开幕辞。王健教授对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表示该研讨会一直致力于打造一个全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优秀学术平台，团结更多力量，共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学术研究的深入合作与发展。 论文汇报 （王晓亮） （李泽昊） 香港科技大学助理教授王晓亮分享其研究 “Financially Constrained Intermediar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Pass-Through of Monetary Policy”（《受融资约束的中介机构与货币政策国际传导》）。该文章从外汇交易商（FX dealers）的视角出发，研究美国货币政策如何通过全球金融体系向其他经济体传导。研究构建了一个包含受融资约束的金融中介的定量模型，模型中一方是持有长期资产的本国银行，另一方是吸收外汇市场流动性失衡的全球外汇交易商。研究利用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的估计结果对该模型进行校准。定量分析表明，外汇交易商的融资约束在开放经济中量化宽松政策的传导与有效性中发挥关键作用，所校准的模型不仅能够解释近期主要汇率“谜题”，还揭示了一种基于中介机构行为的汇率决定新机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助理教授李泽昊对该论文进行了回顾与点评，并就不同摩擦的重要性排序以及利率零下限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Sung Kwan Lee） （太明珠）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助理教授 Sung Kwan Lee 分享其研究 “Tradeoff between Entrepreneurship and Fertility: Evidence from China’s Nationwide Two-Child Policy”（《生育与创业之间的权衡：来自中国全面二孩政策的证据》）。文章利用中国全面二孩政策这一外生冲击，考察家庭在生育与创业之间的权衡：政策放开后，家中有20–40岁已婚育龄女性的家庭，其创业概率下降，而生养第二个孩子的概率则上升。研究提出的机制是，新增子女提高了家庭的“保底消费需求”，从而抬升了有效风险厌恶程度，使家庭对创业风险更加敏感。实证结果显示，这一负向效应在生存性消费支出更高、金融约束更紧、收入波动更大以及家庭内部风险分担能力较弱的家庭中更为显著，并且在首胎为女儿的家庭中效应更强，反映出一定程度的重男偏好。研究指出，人口政策在鼓励生育的同时，可能会通过提高家庭风险厌恶而抑制创业活动。香港大学副教授太明珠对该论文进行了回顾与点评，并围绕可行的工具变量选择、家庭流动性约束以及该现象的其他可能解释展开了讨论。 （谷一桢） （曹玥）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教授谷一桢分享其研究 “Crowding”（《拥挤》）。文章以北京地铁为背景，在显性偏好框架下估计乘客为避免公共交通拥挤所愿意支付的补偿（WTP）。作者利用北京地铁非高峰时段票价的离散式调整，获取票价随时间变化带来的外生价格波动，刻画乘客在出行时间选择中对票价、拥挤程度与理想出行时间偏离之间的权衡。基于对乘客实时上车分配情况的创新算法，文章构建了列车拥挤度的精细衡量指标，并使用由“重叠但起讫站点不同的出行”生成的工具变量来缓解拥挤与未观测需求冲击之间的内生性问题。估计结果表明，将车厢拥挤度降低 1 人/平米，乘客平均愿意为每分钟支付约 0.05元人民币，相当于一次 40 分钟地铁乘坐大约 2 元人民币。同时，高收入乘客对票价不太敏感、但更愿为减少拥挤支付溢价。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助理教授曹玥对该论文进行了回顾与点评，重点就拥挤变量的内生性处理以及不同收入群体福利分配的识别提出了评论和建议。 （赵雅博）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助理教授赵雅博分享了其研究 “Technology Barriers without Legal Rights: Evidence from Post-Expiration Patent Licensing”（《没有法律垄断的技术壁垒：来自专利到期后许可的证据》）。研究利用“专利到期后企业仍然付费续签许可”这一现象，刻画脱离法律垄断之外、由技术特征与知识壁垒形成的事实进入障碍，并基于大语言模型对专利文本进行分析，构建了依赖专用互补资产、与企业专利组合的相关性、披露不透明程度、与前沿科学的关联程度以及应用范围等五类技术特征指标。实证结果表明，在依赖专用资产、与既有专利组合高度相关且披露更为晦涩的专利上，更可能出现到期后继续许可、且后续引用更集中，体现出更强的“私人护城河”；相反，更“扎根前沿科研”的专利更少在到期后续签许可、技术扩散也更为分散，而应用范围对上述结果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引入多维固定效应和股票市场反应后，研究发现，能够帮助企业内部更好吸收利用的技术特征会提升专利的市场估值，而过高的不透明性则受到资本市场折价，揭示了企业在“巩固竞争优势”与“获得外部认可”之间的权衡。 （路广利）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助理教授路广利分享其研究“From Firms to Homes: Coworker Networks, Earnings Exposure, and Housing Purchases”（《从公司到家庭：同事网络、收入暴露与住房购买》）。研究基于马萨诸塞州 1990–2023 年的大规模雇主–雇员–住房交易匹配数据，发现员工是否购房与其所在分部同事过去三年的购房行为高度相关，这一影响在量级上与年龄和工资等传统因素相当，且同一公司不同分部同事之间不具备类似效应，表明同事社交网络是关键渠道。研究进一步显示，前同事的购房同样会提升个体购房概率，且通过使用“同事的前同事购房”构造工具变量，证实这种相关性主要来源于社交影响而非共同冲击。疫情后线下接触减少，同事影响显著减弱，并在网络更同质、企业规模较小（收入更依赖公司基本面）以及房市更火热时期更为突出。总体而言，文章表明公司不仅是收入来源，也是通过同事网络与企业基本面共同塑造家庭住房购买决策的重要平台。 （马芳原） （杨世杰）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助理教授马芳原分享其研究“Do Shared Analysts Shape Competitive Behavior? Evidence from Product Announcements”（《共享分析师是否影响竞争行为？来自产品发布的证据》）。研究利用美国上市公司产品发布数据发现，企业会对竞争对手的新产品发布作出“跟随式”回应，而这种反应在双方共享同一证券分析师覆盖时更为显著，且并非由共同经济冲击所驱动。进一步的实证表明，只有同时覆盖竞争双方的“共同分析师”给出正向评级调整时，才会显著提升竞争者发布新品的概率，说明分析师通过”信息“和”压力“两个渠道，在金融市场与产品市场之间搭建了重要反馈通道。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杨世杰在点评中，重点关注分析师压力与资本市场定价压力之间的互动机制，并建议通过加入共享分析师与公告收益的交互项来检验二者是否共同放大竞争企业的新品发布反应。 （郑家麒）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助理教授郑家麒分享其研究 “Public Policy and Private-Sector Prosocial Motives: The Case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公共政策与私营部门亲社会动机：以温室气体排放为例》）。文章利用美国九个州相继采用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这一政策变动，考察公共政策对企业自发减排动机的影响。研究发现，位于采纳政策州的企业在股东层面的自愿减排动机反而有所下降，表现为与排放相关的股东提案数量减少、支持率降低，同时整体企业排放水平相较于对照组也未出现显著下降；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对原本自愿减排动机更强的企业效果更弱。总体来看，结果提示某些公共政策可能会挤出企业原本的自发亲社会行为，从而削弱政策的实际效果。 （王健） （孙钰龙）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王健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教授孙钰龙联合作题为 “Predictable Currency Crashes”（《可预测的货币危机》）的报告。文章聚焦 1–6 个月的短期窗口，研究汇率大幅下跌事件是否可以被事前预测。研究发现，当一国本地利率处于较高水平且本币在此前六个月已经出现明显走弱时，未来六个月内发生“货币暴跌”的概率高达 43%；相比之下，在利率未明显上升、汇率也未大幅贬值的正常时期，这一概率仅约为 7.8%。这一证据表明，货币危机并非完全不可预测的“黑天鹅”，而是与利率环境和前期汇率表现紧密相连、在数据上具有显著可预测性。 博士生论文汇报 （刘智乐）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博士生刘智乐介绍了其研究 “Expected Earnings Smoothness”（《预期盈余平滑性》）。文章基于分析师盈余预测构建了一个前瞻性的“预期盈余平滑性”指标（EES），并表明相较于传统的事后平滑性度量，EES 对未来盈余波动性的预测能力更强。实证结果显示，在控制过往现金流波动后，预期盈余波动更高的公司，其股票能够获得每月约 59 个基点的超额收益；这一可预测性在估值不确定性和信息风险更高的公司中更为显著，支持了投资者需为承担相关风险获得补偿的风险定价解释。研究强调了“预期”而非“实现”盈余平滑性在资产定价与风险评估中的重要性。 （叶文旭）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博士生叶文旭介绍了其研究 “Religion and Mental Health: Evidence from Temple Establishment in China”（《宗教与心理健康：来自中国寺庙建设的证据》）。文章利用居住地附近新建寺庙这一外生冲击，识别宗教参与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因果影响。研究发现，当居民 1 公里范围内新增一座寺庙时，抑郁指数平均下降约 23.16%，且这一改善具有显著的持续性和随时间累积的效果。机制分析表明，宗教一方面通过提升主观幸福感直接改善心理健康，另一方面减轻因健康冲击等压力源带来的心理负担；同时，老年人、受教育程度较低与收入较低群体的心理健康提升更加明显，显示社会弱势群体更依赖宗教作为“心理应对”工具。文章以中国这一非教会型、宗教实践更为非正式的环境为背景，丰富了关于“宗教与福利”的实证证据，将相关讨论从以往主要关注的西方教会宗教体系拓展到了制度化程度较低的宗教场景。 （胡伟康）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博士生胡伟康介绍了其研究“Who Gets to Live in the Productive City? Family Transfers, Housing Costs, and Talent Sorting”（《谁能住进高生产率城市？——家庭代际转移、住房成本与人才匹配》）。文章构建了一个包含两地区的世代交叠模型，高生产率地区房价高、机会多，低成本地区房价低、机会相对有限；父母出于代际互惠动机向子女转移财富，子女据此决定是否迁往高生产率城市以及选择租房还是购房。基于中国数据的定量校准结果显示，家庭转移在缓解中等能力年轻人的住房可负担性约束、帮助其进入高机会城市并实现住房自有方面，发挥了“关键闸门”的作用。：相对于没有家庭转移的反事实情形，代际转移使进入高生产率地区的年轻人占比提高约 20 个百分点，使其在当地的自有住房率提高约 26 个百分点，同时将宏观层面的总生产率提升约 0.5%，总体福利提升约 5%。在此基础上，论文比较了不同政策工具的取舍：人才引进补贴虽能小幅提高总生产率，但因受益范围狭窄反而降低总福利；相比之下，10% 的住房交易税略微压缩总产出，却通过向低收入家庭再分配提高了整体福利，凸显了人才政策与住房税制在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权衡。 本届研讨会通过一系列高质量的论文报告与评议，充分展现了经济金融学科前沿的探索活力与交叉融合的学术魅力。与会学者就多元议题展开深度交流，不仅深化了对相关领域核心问题的理解，也进一步促进了区域学术共同体的紧密协作。未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与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金融研讨会将继续发挥其重要的桥梁与平台作用，为推动经济学与金融学的研究创新与发展贡献力量。  

日前，2025大湾区企业家交流会在深圳会展中心（福田）牡丹厅圆满落幕。本次交流会为第十九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的核心专场，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深圳数据经济研究院联合主办，并得到协办单位团结香港基金会、深圳市深港澳合作创新研究会、深圳市福田区企业服务中心，以及合作单位深圳市金博会运营有限公司的鼎力支持。 会议以“湾区产业金融协同与企业出海新动能”为主题，聚焦中国企业出海、科技金融、产融结合、大湾区协同等关键领域，旨在打造集政策解读、案例分享、趋势研判于一体的高端对话平台。   开幕致辞   全国政协委员、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何杰为交流会致开幕辞。他首先介绍了深圳作为大湾区核心引擎的创新开放底色、产业金融联动优势及区域协同价值，指出本次交流会精准契合当前大湾区发展的核心需求，为行业发展提供着宝贵的交流契机。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协理副校长卢国师在致辞中强调，港中大（深圳）建校十一年来，始终以“结合传统与现代，融会中国与西方”的办学理念服务国家战略和大湾区建设。未来，学校与学院将充分发挥智库支撑与人才培养上的优势，积极搭建国际化高端平台，为深圳“打造全球重要影响力产业金融中心”和推动高水平开放贡献力量。 团结香港基金总裁李正仪介绍，团结香港基金最新发布的《大湾区行业发展指数2025与企业出海》涵盖大湾区十一个城市的六大领域，揭示着企业对大湾区发展信心的持续提升。她表示，中国香港在内地企业出海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应用，将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形成强大协同效应。   圆桌对话   圆桌对话一以“全球经贸新格局、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金融科技赋能”为主题。深港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黎奇峰、清华大学港澳中心副主任夏广志、深创投不动产基金公司总经理罗霄鸣、朗华集团副总裁欧阳志军围绕全球经贸新格局，深入探讨了如何增强产业链韧性以及金融科技在此过程中的赋能作用。该环节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王健主持。   圆桌对话二聚焦中国香港在中国企业全球化进程中的枢纽功能。闻泰科技原董事、鋆昊资本合伙人谢国声，鸿利智汇集团董事长李俊东，海邦国际顾问集团高级副总裁王文星，华商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齐梦林深入解读了中国香港在税制、法律服务等领域的优势，探讨其作为国际化枢纽的核心价值。该环节由团结香港基金副总裁兼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总监水志伟主持。   圆桌对话三以“创新引领新征途：探寻中国新能源企业破浪出海之路”为主题。广东永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孙韵琳、广东新巨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星、北京清能互联科技有限公司发电事业部副总经理李威、昆宇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贺鹏共同就新能源行业出海创新路径与风险挑战进行了深入探讨。该环节由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马旭飞主持。   总结展望   本次交流会全面覆盖了产业金融协同、企业出海路径、大湾区协同发展与重点行业出海等核心议题，不仅为大湾区企业出海提供了实操建议与前瞻洞察，更深化了“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共识。 未来，各方将以本次交流会为起点，深化合作、凝聚共识，共同推动大湾区在全球价值链中实现新跃升，让中国企业的“出海之路”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