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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证监会原主席、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资深研究员、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理事肖钢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发布《数字金融的创新与规制——如何构建前瞻性、平衡型的国际监管框架》报告。他表示，数字金融创新发展给金融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新型数字金融监管不仅要关注大机构，还要关注小而分散的长尾风险。

数字金融监管要坚持风险和技术“双导向”

现代科技背景下，数字金融不断创新发展，但也给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肖钢表示，当前数字金融创新发展给监管带来六大新挑战：一是部分新业态、新模式在功能和法律界定上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难以划拨到已有业务类型、纳入现有监管框架。二是金融机构全面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成为支撑经济金融发展新的技术底盘，以风险为导向的传统监管指标适配性下降。三是金融与科技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之间的合作更加广泛深入，需要更加公平开放的监管理念和更加有效的跨机构监管协同。四是数字支付带动新型全球支付网络加速发展，数字货币催化全球支付基础设施的竞争性重构，数字金融监管亟需更加广泛的国际协同与合作。五是数据开放共享与跨境数据流动成为新常态，数据安全、隐私保护、跨境治理等成为金融监管需关注的重点问题。六是行业创新日新月异，传统监管工具的局限性更加凸显，亟需加快数字化监管能力建设，发展新型监管工具。

肖钢认为，要建立一套适配、有效的创新型数字金融监管框架，需要在原有监管框架基础上，形成“双导向、三支柱、多元共治”的新体系。双导向指要坚持风险导向和技术导向并重，更加重视对技术的监管；而三支柱则指审慎监管、业态监管、技术监管。他建议，应大力发展监管科技，以更好的应对金融风险新形势。

在巴Ⅲ基础上构建数字金融全球监管新体系

肖钢表示，传统监管注重“大而不能倒”的风险，而新型数字金融监管不仅要关注大机构，还要关注小而分散的长尾风险。由于长尾效应，数字金融的产品和服务呈现出个性化、资金规模小型化和分散化的特征。许多数字金融参与者的投资额小而分散，监督互联网金融机构的成本远高于收益，针对互联网金融的市场纪律也容易失效。

针对数字金融的技术依赖性和长尾性等特征，肖钢提议，应当在巴塞尔协议Ⅲ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数字金融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有针对性地设计创新监管指标体系。首先，由于大量传统商业银行与新型数字金融企业存在业务融合，或拓展数字金融业务，因此需要根据数字金融资产的风险特征，对传统商业银行的资本框架进行重新划分，对于数字金融企业的存管资产、商业银行自营的网络信贷和互联网理财等进行界定，并重新评估信用风险标准。

此外，应当考虑各国监管框架和监管指标的协同性，设计国际化的监管指标，尽可能减少跨境监管套利的空间。

应完善大型金融科技公司监管框架 加强反垄断

肖钢指出，近年来一些大型科技公司进入金融服务领域，形成大型金融科技公司（BigTech），被称为“数字帝国”。这些大型科技公司拥有大量数据，可以接触到传统金融机构接触不到的客户数据；同时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上相较于传统金融机构具有显著优势，拥有强大的客户群体与渠道能力。因此在金融监管的包容与适度下，使他们获得迅速发展。

在谈及大型金融科技公司发展的利弊方面，肖钢介绍，大型金融科技公司可优化金融服务流程，提高金融服务效率，降低金融服务风险；促进普惠金融发展，拓宽金融业务适应性；促进传统金融机构技术和服务升级；推动产业互联网落地。然而，混业经营也可能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给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的保护仍不充分，维权难度大；甚至可能形成行业事实垄断，给监管部门反垄断带来了不少挑战；可能存在技术安全风险；去中心化增大监管难度。

针对大型金融科技公司的监管思路，肖钢提出：一是完善对大型金融科技公司的监管框架，二是加强对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的保护，三是加强反垄断监管，四是建立健全应急管理机制，五是加强国际监管协调。